阐述《三国演义》的忠义观？

《三国演义》的 忠义观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依然对“忠”与“义”心怀钦敬和景仰。现代社会里，人性越来越复杂，人心越来越难以琢磨，在人们的道德意识里，“忠”和“义”更成为人们对真善美、人之初的淳朴风尚的追求。

《三国演义》中的“忠”、“义”集中表现在刘、关、张。以“桃园三结义”开篇，自始至终贯穿全书，结合得浑然一体，甚至难以区分，“忠”中有“义”，“义”中有“忠”，“忠”和“义”的成败、是非纵横交错，作者将这一矛盾的统一体表述得淋漓尽致，天衣无缝。“忠义”成为《三国演义》中主宰思想和行为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也成为评判古今英雄豪杰的准绳：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诺千金，知恩图报；有难同当，富贵同享；背信弃义，天人共戮等等。

在作者的观念里，树立的是刘备这一“仁君”的理想形象。这正是作者在写作和立意上的高明之处。倘若他以曹操为切入点，不正中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套路吗？为此，他在选材上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刘备在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民众以歌颂之：“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兵败樊城时，不顾自身安危，携十万之众渡江避难，感天动地，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一介书生，颇有霸王乌江自刎的豪气。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刘备为肮脏的政治目的而做秀，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倘若对所有善意的东西都加以反面推测，人性中还何来善？何来仁？倘若人人怀此狭窄之心、疑虑之心，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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