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方阵？明朝的火器技术相比同时期西方国家有多落后？
- 2023-05-01 18:16:06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西班牙方阵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西班牙方阵以及明朝的火器技术相比同时期西方国家有多落后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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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剑大多细窄，而西方剑宽重
我们对中国的剑的主要映像来自哪里？武侠作品。
对外国的剑的主要映像来自哪里？中世纪骑士作品。
在中国，剑在战争中慢慢被更容易掌握的兵器——刀和更廉价的兵器——枪所取代，但是还能看到秦汉剑以及更古老的青铜剑都还是相对厚重，可以刺击，可以劈砍的。
自此以后，剑就慢慢演化成了礼器，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我认为武侠小说还是一群文人YY出来的，在古代，除了文人有特权，可以提溜着剑到处逛，这些游侠都是受到官方严格管控的，所以在武侠小说中的剑都很像文人持有的礼仪用剑，薄如蝉翼，浮光掠影。
而提到西方的剑，我第一映像就想到指环王中的纳希尔圣剑，其实这些剑都是中世纪贵族武士所使用的，而且他们的恩怨情仇引发的各种战斗往往都是较小规模的，没有大规模拼杀的需求，所以他们的战争没有迫切地要用到更实用的武器。
另外可能是文化原因，我们习惯单手用剑，另一只手持盾或持剑鞘，可以攻防具备，而西方人崇尚进攻，双手持剑，大开大合。单手剑和双手剑肯定也会有所不同。
战国时代纵横捭阖，西方列强在干什么
关于我国战国时代的起始时间一般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算起，而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齐宣告结束，其间历经232年。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呢？
在当时华夏诸国的西部是被称为西戎的游牧部族，事实上秦国的立国就是建立在同西戎的战斗过程中：秦的始祖因养马有功而被周王室册封，册封之地处于戎、狄之间。平王东迁之时将周王室起家的岐山之地封赏于秦，然而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此时的岐山之地早已被犬戎占据，周王室不过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而已。然而秦人却为了这张空头支票而与西戎展开了持续的战斗：秦穆公时代灭西戎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到了战国时代西戎部族多已臣服于秦，此时西部还残存的戎狄部族中实力最强的莫过于义渠。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秦国出兵助其平定，由此秦与义渠的关系得以改善：前327年义渠王主动前往秦国朝见，至此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公元前320年秦王甚至还十分高兴地到义渠之地巡游一番。然而义渠的游牧经济是相对脆弱的——当遭遇天灾牲畜减产时他们就会再度骚扰秦国边地。从这时起秦与义渠逐渐进入一种官方层面相对和平，而义渠治下的酋长贵族们仍时不时到秦国打秋风的局面。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并向魏国朝贡。正在魏国谋划合纵之策的公孙衍敏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动员赵、韩、燕、楚四国与魏国联合攻秦的同时又策动秦国西部的义渠，从而在秦国背后插上一把利刃。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然而公孙衍早就提醒义渠王：“秦若东面无事必会征伐大王；若东面有事必厚礼以赠大王”。于是义渠王起兵伐秦，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来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逐渐中原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在义渠的西部是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事实上战国时代的新疆已具有高度繁荣的：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发现有出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这就足以证明商王朝就以和今天的新疆地区乃至印度洋地区有着一定的商品交换。事实上中国丝绸的西传也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产于中国的丝绸，近年来在新疆、南西伯利亚、克里米亚的考古发掘已为我们大体勾画出完整的中国丝绸西传路线图，其中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绸遗物是战国时代的遗物，也就是说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之间就已经诞生了丝绸贸易，这应该是通过当时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自发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完成的。甚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猜测：后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部落都有明确文字记载证明其有过大规模西迁的举动，那么在更早的年代呢？我们知道秦国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蛮族的战斗过程中，问题是那些被秦国打败的西戎蛮族去了哪里呢？当然有一部分被秦国同化，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选择了向西迁徙，至于这些部落迁徙到了何方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不排除可能这些部落向西一直进入新疆、中亚乃至印度、西亚等地。这一时期在包括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在内的广袤土地上活跃着一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公元前9世纪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以东。公元前8世纪中叶周宣王征伐猃狁、西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又和西戎部族长期交锋，于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断向西迁徙并逐渐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斗争。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尔泰山一带的斯基泰人逐渐迁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驱赶那里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来。另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多瑙河流域定居。还有一部分跟踪西米里安人南下，到达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约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图从波斯边境经库班一直伸延到整个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尔塔图亚和马底耶斯父子还统治过乌拉尔图。斯基泰人凭借强盛的武力控制了从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
公元前559年波斯阿契美尼德氏族的居鲁士二世统一了波斯各部并推翻了当时的西亚霸主米底王国的统治征服了帕提亚、阿利亚、巴克特里亚、德兰吉亚那、格德罗西亚、阿拉霍西亚、马尔基安娜、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索格狄亚那）、乾陀啰、克兰斯米亚、吕底亚、新巴比伦等地。居鲁士二世死后其子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将波斯帝国的疆域推进到非洲，然而就在他凯旋回师的路上却神秘死亡，此后波斯国内发生了叛乱，最终大流失一世夺取了波斯政权。在大流士一世时代（前522~前486）帝国领土东至印度河，北到中亚，西到爱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商道并建立了完备的驿站制度——从爱琴海东岸的以弗所到国都苏撒之间建立了举世闻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设置驿站，全长2000多公里，大流失可以在国都吃到从爱琴海捕捞的鲜鱼。在帝国东部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构成了一条交通干线。当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波斯帝国正在同希腊交战——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99年爆发，直到公元前449年结束，希腊城邦在雅典和斯巴达的率领下成功抵抗了波斯的入侵，而波斯则在战后由盛转衰。
公元前449年希腊海军在塞浦路斯岛东岸的萨拉米斯城附近重创波斯军，至此双方以和约的形式正式宣告了希波战争的终结。此后希腊最为强大的两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各自组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两大同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最终斯巴达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却也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以为有机可乘的波斯人卷土重来，于是斯巴达不得不再和波斯交战。等赶走了波斯人，希腊各城邦又掀起了反对盟主斯巴达的战争，在希腊各城邦的混战中北方的马其顿悄然兴起并最终征服了整个希腊。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推行变法。也是在这一年腓力二世成为马其顿国王。他通过联姻、分封等各种手段团结国内各个部落，将马其顿整合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推行了币制改革；日后名扬天下的“马其顿方阵”也是诞生在他手中。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的马其顿方阵打败希腊城邦联军，腓力二世由此成为整个希腊的主人。不过和自己的儿子比起来腓力二世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他的儿子就是赫赫威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波斯、埃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公元前364年摩诃帕德摩·难陀篡夺了摩揭陀国的王位，开创了难陀王朝。相传摩诃帕德摩·难陀乃是奴隶出身，在当时的种姓制下尽管他已贵为一国之君仍备受婆罗门祭司的歧视，立志于强化王权的摩诃帕德摩·难陀无法接受婆罗门阶层以种姓制度来制约自己的权力，于是他在位时期大力弘扬佛教的众生平等理念以对抗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难陀王朝修筑了印度最早的水利工程设施，建立了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为印度形成统一的帝国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王朝还没来得及将印度建设成为统一的帝国就碰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不远万里打到了印度河流域，不过亚历山大的战线实在太过漫长了，以致于后勤补给越来越难以为继，事实上印度河已是亚历山大扩张的极限了。在攻占印度河流域后亚历山大已无力向印度其他地区扩张，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一名印度青年旃陀罗笈多——这时一个出身于为国王饲养孔雀的奴隶家族的青年，然而亚历山大却认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果不其然在亚历山大死后旃陀罗笈多率领印度人民发动起义赶走了马其顿人，随即又在谋臣考底利耶的协助下攻占难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由此开创了孔雀王朝。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在位时期通过武力统一了除迈索尔地区外的整个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地），也许是因为厌倦了多年来的杀戮，于是在统一印度后阿育王公开宣称：”战鼓的声音湮灭了，佛法的光芒将普照大地“。阿育王开始向边陲地区和周边国家派遣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佛教使团以传播佛教，斯里兰卡、缅甸，甚至叙利亚、埃及等地都有他们辛勤的足迹。这是佛教走出印度，迈向世界性宗教的开始。
公元前9世纪末一支腓尼基人从苏尔城（今黎巴嫩南部）迁徙到今天的北非突尼斯境内并在此建立了迦太基城。到了公元前3世纪前后迦太基已征服了整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以及亚平宁半岛以西的撒丁、西西里、科西嘉等岛屿，迦太基城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向衰落，迦太基趁机向地中海东部扩张。同一时期意大利半岛中部的罗马共和国也正悄然兴起——后来居上的罗马仅仅用了100年的时间就成为亚平宁半岛的霸主。在成为亚平宁半岛的霸主后罗马也开始试图染指地中海上的撒丁、西西里、科西嘉等岛屿，这就和迦太基构成了竞争关系。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围绕西西里岛的归属问题爆发了第一次战争。此时的罗马还没有能参与海战的战舰，首批参战的战舰都是从意大利半岛上作为罗马盟友的各城邦借调而来。罗马元老院有鉴于此决定新造100艘最新的五列桨座战舰——这种战舰的设计巧妙之处在于：在船首装有吊桥，可以钩取地方战舰，从而让己方士兵可以从容攀上敌方甲板，从而变海战为陆战，这对海战经验相对匮乏的罗马人而言无疑大大降低了战斗的难度。公元前256年已拥有330艘这种战舰的罗马舰队在西西里岛南部的埃克诺穆斯角击沉和俘获了100艘迦太基战舰。此战后罗马舰队主力乘胜进攻迦太基本土，试图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迦太基，然而这一行动被迦太基人挫败。公元前424年罗马放弃了一鼓作气攻占迦太基本土的念头，转而封锁西西里岛南部的迦太基要塞。这一战术取得了成果：公元前241年3月200艘罗马战舰在埃加迪群岛附近击沉和俘获了120艘迦太基战舰，至此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落入罗马之手，迦太基被迫求和，至此双方之间长达23年的第一次战争结束。这场战争的巨大损失和战败的耻辱深深刺激了一户迦太基人家——巴卡家族。哈米尔卡·巴卡在对双方的第一次战争进行分析后认为：在罗马占据西西里岛后任何从海上实施的进攻都将付出惨重的伤亡和高昂的时间成本。为此他相处的对策是：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陆军从陆上直接进攻罗马本土。主意打定后他决定将亚平宁半岛侧翼的伊比利亚作为打造这支远征军的基地。公元前236年哈米尔卡携其女婿哈斯德鲁巴以及三个儿子汉尼拔、哈斯德鲁巴·巴卡和马戈·巴卡前去征服西班牙，此后8年的时间里巴卡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大搞开发建设和军事训练，将这里打造成为进攻罗马的财源和兵源基地。公元前221年当中国战国时代结束时罗马和迦太基正摩拳擦掌准备第二次交锋。
明朝的火器技术相比同时期西方国家有多落后
欧洲人关于火药与火炮发明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初，但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经常是含混不清且自相矛盾的，并且难以追述具体的日期。最合理的推断是火药沿着商路或通过旅行者的传播，于公元1255年从中国传入欧洲，大约稍早于1300年，南欧出现了第一门火炮。14世纪至17世纪是欧洲火炮不断进化并趋于完善的时期，火器的出现和发展给欧洲军队和军事结构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关于技术名词的记录有时并不明晰，甚至掺杂了记录者本身的主观想象，然而这一现象在1600年以后有了极大的改善。17世纪及以后的记载不但可靠详实还配有描绘细致的图像描述和精确的日期。
1313年的一份文件记录了“一名僧侣发现德国人使用一种名为Bussen的新式武器”。据伦茨记载bussen是一种填充着易燃物的管状物体，点燃后再射向（投向）敌军。1314年的贸易记录显示bussen和火药曾出口到英格兰。但有人质疑这份贸易记录的真实性，并认为该记录并不存在。十年后的其他史料记载了1324年的梅斯围城战和1326年守卫佛罗伦萨的战役中都出现了火炮的身影，但关于这些原始火炮的特性的记载并不明确。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欧洲火炮的图形记录出现于1326年（一说1327年），英格兰人沃尔特·德·米力米特描绘了一门躺倒的花瓶状的火炮——瓶肚是药室，瓶颈则是炮管——发射一枚金属大箭。仅仅5，6年之后的一幅中国里也展示了一门类似的花瓶状火炮发射箭型炮弹，这也许暗示了同一时期来自东西方的这两门火炮具有相似的起源或双方在这一时期运用了类似的设计理念。而在英国霍尔卡母大厅(HolkhamHall)收藏的另一幅画作则展示了一门躺在石台上发射金属箭的巨大花瓶状火炮。与画中人物的身材对比推测该炮长约2.5米，瓶腹直径90厘米，炮重约600公斤。研究者们认为该画作在时间上还要早于米力米特的记录，但不论该炮是铜铸的或是锻打拼接而成的，对于当时的工匠们来说都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也有观点认为这幅画上的大炮是后来从一副约1400年的德国画作上拷贝的，原作品只有文字而已（好无厘头的感觉）。这种花瓶状的火炮法语称为potsdefer,意大利人把它们叫做vasi，命名的方式都是基于火炮的形状。
（左为米力米特记录的花瓶炮，点火的炮手可能是摩尔人。右为霍尔卡母大厅收藏的大花瓶炮描绘，因为有学者质疑以当时的技术无法制造这么大的火炮，因此有观点认为画作是后来加上去的）
最早关于cannon（火炮/加农炮）这一单词的明确解释来自于一份于1326年2月11日由佛罗伦萨议会下达的官方文件要求下属官员依照命令铸造铁弹和铜炮用于守卫本方的要塞和村庄。这些笨重而粗短的大炮（canones）并非后世的长身管，弹道平直的加农炮，而是黄铜铸造的臼炮，它们很可能是欧洲人铸造的第一批黄铜炮。同一年的另一份文件则记录了一位名叫雷纳尔多·迪·维拉马格纳的炮匠出售了一批火炮，铁炮弹和火药。在与欧陆一海之隔的英伦三岛上，阿伯丁副主教约翰·巴伯记录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军中有一种叫做“crakysofwar”的武器，这可能是当时的苏格兰人对火炮的称呼。1339年，一种被称为风琴炮的多炮管，反人员的古怪小炮首次出现于史籍中，与其称其为炮倒不如称之为中世纪的机枪更合适些。爱德华三世曾命令罗伯特·德·米尔登霍尔督造100门风琴炮，这批小炮在围攻加莱的战役中主要用来守卫英军的战壕。
（风琴炮多见于14-15世纪，是早期对于制造速射火炮的尝试，这种反人员的小炮一般搭载在带轮子的炮车上）
除风琴炮外，爱德华三世的军中还带有相当数量的常规火炮，傅华萨记载了英军在克雷西会战中使用了火炮，考古发掘出的1.5磅左右的小铁弹和铅弹也支持这一史料记录。据此推断，英军携带的野战火炮似乎并不太大。英格兰人还在海岸边布置了射石炮来控制进出加莱的港口路线。在此之后，火炮在欧洲战场上的应用屡见于史籍：1372年，英军将两门大炮，两门小炮和600枚石弹运往布莱斯特。1377年，英军的火炮发射了140发炮弹击穿了奥德雷克的城墙并迫使守军投降。1378年，英格兰人在法国西部的圣马洛城下排出了400门火炮。记录此事的傅华萨虽然没有详细描述这些火炮，但根据推断，数量如此之多的火炮应该是以小型臼炮居多。1382年-1388年，理查德二世的私人财物主管拉尔夫·德·哈尔顿从一名叫威廉·伍德沃德的炮匠那里购买了73门火炮，其中包括重380磅的火炮47门，最大的一门炮“greatcannon”重约700磅。来自意大利的学者，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a）在1344年记载了由木头炮发射的铜壳爆炸弹：“那些发射出来的铜子带着火焰和恐怖的雷暴声......一架可怕的木制武器将它们射出就好像它们是被从云端抛洒下来的一样......有人将这一发明归功于阿基米德......”（这一描述可能并不明晰，因为也有观点认为真正的爆炸弹出现于1543年）。甚至直到1544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木头炮的身影还曾出现在战场上，从考德雷宫收藏的画作上可知这些炮长8英尺，口径2英尺。但木头可能只是外壳而炮芯则是铁制的。
1340年-1381年来自法国的一系列记录显示这段时间生产的火炮在数量和尺寸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些炮既包括锻铁炮也包括铜炮。小炮发射箭型炮弹或小铅弹，大炮则发射铁弹或石弹，部分巨型石弹重达450磅。1346年一枚2磅重的铅弹越过一堵墙和一所房子后射杀了一个男人。1375年，卡昂的工匠们花费了42天的时间锻造了一门重2300磅的大炮，共使用了2100磅铁和200磅钢。同时还有3门重568磅的铁炮，24门铜炮和一门发射铅弹的重24磅的小炮。1377年，沙隆的工匠们用88天的时间为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锻造了一门能够发射437磅石弹的射石炮。由此可见，此时的欧洲已经可以生产相当巨大的火炮了。射石炮（Bombard）虽然一般指那些发射石弹的巨大火炮，但最初的bombard只是一些小巧玲珑的小炮或手炮，1363年的一门bombard长仅一拃。第一门比较大型的射石炮约在1360年出现于德国。
早期的大炮以锻铁拼接的居多，条箍结构的锻铁炮经反复锤打而制成，缝隙处则被灌上铅。这类火炮的气密性较差，结构不够紧密，反复施放之后炮身受到火药爆炸和炮弹出膛造成的冲击，整体结构会变得更加松散甚至可能崩裂。但这并没有影响欧洲人制造和使用大型射石炮的热情。1424年，英军在撤离圣米歇尔山时留下了两门射石炮，较大的那门炮长12英尺，口径18英寸，重5.5吨。这门巨大的锻铁后膛炮可能是14世纪末期生产的，组成内膛的铁条宽2.75英寸，厚1英寸，炮管外套铁箍，是典型的条箍结构锻铁炮，子铳长3英尺，火炮没有炮耳。勃艮第人习惯用大炮的产地或女性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射石炮，由铜合金铸造的大奥克松射石炮（grosbombardd’Auxonne）重约17266磅。1409-1410年，轰击Vellexon城堡的大射石炮可以发射755-917磅重的石弹。这门名为“古雷特”的大炮需要大约20人来操作，它以能够发射巨大的石弹而见诸于史籍，汉姆城堡的守军在见识到古雷特的巨大破坏力后选择开城投降。1430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购置的大铜炮能发射500磅重的石弹。这门大炮被命名为雄狮，有些史料则称它为“国王的大射石炮”。同年，根特的佛莱芒工匠们制造了著名的“杜尔·古雷特”。这门大炮发射直径25英寸的石弹，火炮的前后两截由螺丝固定起来。至15世纪30年代，欧式巨型射石炮的炮身已达12-15英尺长，所发射的石弹直径可达30英寸。因过于巨大笨重而不便于运输，不少工匠选择直接在战场上制造火炮。由高大直立的石墙守卫的传统堡垒在重型火炮的轰击下纷纷崩塌，但能够抵御火炮的新式堡垒在这一时期尚未出现，意大利式棱堡防御体系（traceitalienne）要等到1515年之后才流传开来。
（保存于爱丁堡城堡的MonsMeg,造于1460年的芒斯，长13英尺2英寸，口径19.英寸，炮重5吨，弹重330磅。与大多数锻铁炮不同的是，MonsMeg是一门前装射石炮。）
15世纪的欧洲人在火炮制造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技术突破，15世纪上半叶见证了巨型射石炮的辉煌。亨利四世登基之时（1422年），火炮已经是战场上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了。然而这时的火炮主要还是应用于围城战，在野战战场上它们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重要。这可能要归咎于当时落后笨重的炮车不利于炮兵的机动。到15世纪末期，带轮子和尾撑的炮车已广泛运用于欧洲各国的军队中。另一方面，用来调节火炮俯仰角度的炮耳在该世纪的头25年尚未有记录。这份看似简单的发明首次出现于大胆查理（1433-77年）的军队中，最早的炮耳是跟炮车连在一起的，主要用来固定火炮。之后炮耳才跟炮身铸造在一起，成为火炮的一部分。15世纪中期另一项改变火炮设计和制造进程的重大突破则是颗粒火炮的发明和运用。这种新式火药的主要成分与传统的粉末火药并无不同，但它们燃烧更迅速，释放的能量也更强大。它们所释放的能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当时的工匠们制造的大型火炮还无法安全的装填此类火药，所以最初的颗粒火药是跟小炮搭配使用的。因此在相当一时间内，两种不同的火炮得以并行发展：装填粉末火药的大型铜铸或锻铁射石炮和使用颗粒火药，发射铸铁炮弹的机动，半机动火炮。这种并行发展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
以上所提及的大射石炮以锻铁炮为主，锻铁炮结构较为松散，气密性差，对火药的利用率低，因此更高效，坚固的火炮必须是整体铸造的。得益于长久以来铸造教堂铜钟的习俗，活学活用的欧洲工匠们很快就掌握了铸造铜炮的方法，并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1444年以后，铜铸火炮开始在欧陆流行起来。另一方面，勃艮第与法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也促进了火炮制造业的发展。互为敌对双方的工匠们所研发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即在不损失火炮威力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它们的机动性。从1465到1477年，经过12年不间断的研发和实验，工匠们最终通过铸造和使用一种体积更小但更坚实的炮弹解决了这一问题。石弹的体积虽然骇人，但它们在撞击坚固的工事时缺乏穿透力甚至可能会爆开，而铸铁炮弹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后者的密度是前者的3倍，虽然体积小一些，但其破坏力和穿透力还在前者之上。铸造铁弹所需的工艺比起铸造一门大炮来说要简单得多，因此其生产和应用推广极为迅速。铸铁炮弹的使用还带来了以下几点优势：
·缩小了火炮的体积，发射铁弹的火炮口径比传统的巨型射石炮要小得多
·节省了造炮和运输火炮的费用
·推动了新式火炮的发展，这些火炮可以装填更多的火药，威力也更强大
15世纪末，法王查理八世统帅的大军一路浩浩荡荡杀入亚平宁半岛，查理八世麾下的炮兵部队如拆迁大队般将任何挡在他们面前的中世纪堡垒轰杀至渣。佛朗西斯科·奎查迪尼作了这样的记录：“法国人带来了一种更先进的，被称为加农炮（cannon,也许作者只是使用这个词带指火炮，在这里暂且译作加农炮）的铜炮。它们发射的铁弹比石弹小，但却非常沉重。与意大利用牛拖拽的传统不同，他们有马匹来运输火炮……这些炮弹的飞行速度是如此之快，威力如此之强，它们在几个小时里造成的破坏我们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法国人的入侵促使意大利的军事工程师们转而寻求新的堡垒防御策略，新式的，用于抵御火炮轰击的堡垒——棱堡的雏形开始在意大利出现。
暂且作一个总结，欧洲火炮的发展其实要远比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要早得多，也快得多。1326年（两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才出生）即出现了可靠的图片记载，虽然这时的花瓶炮还很原始，发射的“炮弹”也不是我们平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球型弹丸（估计威力也不咋地）。尽管曾把炮手们和神秘的巫术联系起来，但欧洲人总体上对于火炮这种新式的武器是持开放态度的。14，15世纪迅猛发展的火炮制造和使用技术即是明证。14世纪中后期，欧陆的工匠们就能够制造重量超过2000磅的大炮了（1375年），这距离明朝建立仅仅过去了7年时间而已。1377年，勃艮地的工匠们生产的巨型射石炮可以发射437磅重的石弹（198kg），这枚炮弹的重量只怕要比同时期不少明朝生产的火炮还要重。而在这之后层出不穷的巨型射石炮更是标志着欧洲人生产重炮的能力已将世界其他文明甩在了身后。1378年，英国人以400门大小不一的火炮围攻圣马洛城，而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永乐大帝的神机营要等到32年后才正式建立。提到明朝火器，很多人都认为明朝对于火器的开发是持开放态度的。诚然，明朝所依赖的火炮不论是佛朗机，发熕，吕宋大铜炮还是红夷炮，无一不是舶来品。但明朝人对于火器的引入和传播并不总是秉持开放态度的，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部分端倪：宣德五年（1430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1441），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因为明朝最高层的保守，火器在明朝的发展极为缓慢（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甚至趋于停滞，而这一时期欧洲人使用的锻铁巨炮已经是以吨计了。
至于明末清初之际著名的红夷大炮，其在明朝的引入过程极为漫长曲折。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杨廷筠，由他们筹款，派张涛和孙学诗去澳门带回4门大炮和几个葡籍炮师。但他们因故未能入京，炮师返澳门，大炮直到次年12月方运抵北京。天启元年（1621）三月，因辽东战局恶化，明廷派张涛和孙学诗为钦差前往澳门购得大炮26门，并配有翻译和炮师。天启三年四月，大炮运抵北京，火炮在施放时发生炸膛伤人事件。明朝官员以此为不祥之兆“断其必有害而无利，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随行葡籍炮师，士兵全部遣回澳门。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崇祯帝命李逢节，王尊德购炮募兵，1630年2月，耶稣会士陆若汉带领31名炮匠和兼伴及6门大炮进京，皇帝命令将大炮布置于京城要地。1630年6月，陆若汉与姜云龙再至澳门购炮募兵，几天内即招募葡兵150名，随从200名及大炮40门。然而这支招募来的外援军队再次被遣返回澳门，仅有陆若汉等人被允许护送火炮北上。以上就是明末4次购炮的经过，朝中诸多大臣极力反对购置西洋大炮，力主购炮的徐光启被斥为“一味迂腐”，“骗官盗饷”，“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误国欺君其罪大”。明朝本土自产火器质量低下，在战场上难以抵御满洲人的进攻。而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在新式火炮的引入上又不积极，反而被关外的满洲人后来居上，以至于辽东巡抚黎玉田哀叹：“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铜墙铁壁意恐难保......囚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100年前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当这位国王初登大宝之时，英格兰并没有多少专业的炮匠。英格兰自产火炮的数量无法满足军队的需求，因此亨利八世军中的大多数火炮是从制炮业发达的低地国家购买的。1512年，这位国王从当时的铸炮大师马林斯的波本鲁伊特那里购买了16门重3000-4000磅的大炮以及12门被称为“十二使徒（TwelveApostles）”的大炮，并且“每一门使徒炮都可以装填20磅火药并发射20磅重的炮弹，每门大炮每天可以发射30次。”根据这批火炮1：1的装弹与装药比推断，这12门使徒炮很可能是20磅寇菲林长炮（这么大的寇菲林炮重量约在5000磅左右，当如此之大的火炮已经被欧洲人运用于野战时，此时的明朝甚至连佛郎机这种后装反人员的小炮都没有接触过，双方差距之大由此可见！）。1518年，亨利八世驾临南安普顿并观看了火炮的试射和射程的测量。同时他还从海外招募了大批经验丰富的炮匠并由此确立和推动了英格兰火炮铸造业的本土化。如果100年后的天启和崇祯两位皇帝也秉持着这种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工匠的精神的话，也许明朝的将士不会面对满清的优势火炮因无计可施而徒叹奈何。
（英王亨利八世，此君在位时，极大的推动了英格兰火炮生产的本土化，改变了英格兰火炮依赖进口的局面并为日后英格兰生产的优质火炮出口海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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